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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銀大講堂暨第四屆中國風險投資學者論壇在我校舉行

發布者:新聞中心作者:發布時間:2020-11-25瀏覽次數:69


百年中銀大講堂暨第四屆中國風險投資學者論壇于11月21日至22日在我校舉行。本次論壇由上海師范大學和中國銀行上海市分行主辦,上海師范大學商學院和上海師范大學全球創新資本研究院聯合承辦。

上海師范大學校長朱自強教授、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教授、中國銀行上海市分行資深客戶經理楊軍先生、華東師范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殷德生教授、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吳文鋒教授、中國銀行上海市分行行政事業機構部副總經理朱環女士、中國銀行上海市分行徐匯支行副行長曹杰先生、上海師范大學全球城市研究院執行院長茆訓誠教授,上海師范大學商學院黨委書記朱惠軍、主持工作副院長劉江會教授以及來自南開大學、浙江大學、四川大學、上海財經大學、中央財經大學、西南財經大學等學校的有關領導、專家和學者80余人蒞臨會議現場。此外中國科學院系統科學研究所副所長楊曉光研究員、廈門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朱孟楠教授、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莫萬貴副所長等重要嘉賓則通過線上交流的方式參會。

開幕式上,上海師范大學校長朱自強教授致歡迎辭。中國銀行上海市分行資深客戶經理楊軍先生宣讀了本屆論壇優秀論文獲獎名單,并向獲獎代表頒發優秀論文證書。

四川大學顧婧教授、上海師范大學何東偉博士等人撰寫的九篇論文獲得優秀論文獎。

上海師范大學商學院書記朱惠軍主持了大會開幕式。上海師范大學全球城市研究院執行院長茆訓誠教授、上海師范大學商學院副院長(主持工作)劉江會教授主持了21號上午的大會主旨報告。

朱自強校長在致辭中首先代表上海師范大學對各位嘉賓的到來表示熱烈的歡迎,特別是對中國銀行上海市分行給予本次會議的大力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謝!他指出,剛剛結束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要完善國家創新體系,加快建設科技強國。要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風險投資是高科技產業發展的'催化劑'及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在這一背景下,本次會議的召開具有重要意義。上海師范大學商學院是一所培養經濟學類、金融學類、管理學類等應用型技術人才為目標,以國際合作與交流為特色的綜合性學院。十三五期間積極服務于國家和上海發展重大戰略,在“創新資本與金融風險管理”、“全球城市發展與競爭力”等諸多領域形成了自身研究特色。希望商學院能夠借助本次會議,在新的歷史階段,強化使命意識、責任意識,秉持“榮譽源自責任”、“兼收并蓄、與時俱進”的精神理念,砥礪前行,不斷探索和創新,在學科建設、人才培養和服務國家與地方經濟發展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中國風險投資學者論壇理事會理事長金永紅教授在開幕式上代表會議理事會致答謝詞。他指出百年中銀大講堂不僅成為上海師范大學商學院與中國銀行上海市分行進行校企合作的一次重要的嘗試,也為中國風險投資學者論壇今后更好的與實務界合作進行了一次有益的探索。

開幕式后,進行了大會主旨演講,與會嘉賓圍繞當前相關熱點問題從不同的角度發表了真知灼見。

從“邊區現象”看長三角經濟一體化發展

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經濟學院院長,第八屆國務院學術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和理論經濟學聯席召集人張軍教授做了題為:從“邊區效應”看長三角經濟一體化發展的主旨報告。他指出,由于行政區劃分割導致要素不能夠在行政區域間的充分自由流動,使得在不同行政區域邊界的交叉地帶存在明顯的經濟發展“洼地”,這一現象就是所謂的“邊區現象”。這一現象在長三角區域也同樣存在,相對來說江蘇跟上海行政邊界地帶的產出都比較高,“邊區現象”不明顯,但是上海跟浙江行政邊界地帶經濟發展“洼地”非常明顯,這一地帶就是杭嘉湖平原。嘉興、湖州靠近上海,但經濟發展水平相對滯后,而江蘇靠近上海的地帶(即蘇南)與經濟發展水平相當,與上海一體化程度比較高。為什么相對江蘇而言,浙江與上海之間有一個低產出的走廊(洼地)沒有消除,這是很不正常的。張軍教授從建設用地屬地化、耕地紅線與省內耕地施行異地占補平衡兩個方面解釋了這一現象發生的原因。浙江具有“七三二水一分地”的特征,土地資源相對稀缺,使得浙江對土地資源用途的管控更加嚴格,從而限制相關要素在行政區域間的自由流動,這是導致上海與杭州交叉地帶“邊區現象”明顯的重要原因。

張軍教授最后指出,破解“邊區現象”對于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具有重要意義。為此,需要深化行政區劃改革來實現土地資源有效利用,并進一步推動相關要素的自由流動。

新基建與治理規則引領中國數字經濟發展

華東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部副主任、經濟學院院長殷德生教授做了題為:新基建、數據規則和數字經濟結構的主旨報告。

他首先從中美是數字經濟規模對比、經濟數據化的趨勢、全球產業鏈數字化和中國產業鏈數字化格局、跨境數字流動、中國數字經濟優勢等方面深入闡述了世界數字經濟競爭格局。在此基礎上,對我國數字經濟德規模和區域特征進行了分析,并指出上海版“新基建”從產業鏈數字化、創新鏈平臺化、價值鏈數據化和供應鏈智能化等“四化”角度推動數字經濟德發展。其次,殷德生教授從世界大國數字經濟發展戰略、世界數據經濟治理(數據治理、算法治理、數字市場競爭治理、網絡生態治理)等角度回答了中國如何更好地參加全球數字經濟治理問題,要從推進信息通信技術發展到經濟社會各領域深度融合,同時要以注重培育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經濟社會發展新形態。殷教授指出,數字經濟具有典型的規模經濟特征,規模越大越好,所以我國的數據經濟能不能從14億的中國市場擴展到70億的全球市場,這是中國數字經濟進一步做大做強的關鍵,我們國家人口多,能夠產生大數據,但是如果無法進入全球市場,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將面臨瓶頸,為此,中國需要高度重視數字經濟與貿易規則的制定與主導,這樣中國數字經濟才能通過進入全球數字經濟市場實現的規模經濟優勢。

反思“鮑莫爾病”,深入認識外部沖擊(疫情)對經濟結構的影響

中國科學院系統科學研究所副所長楊曉光研究員做了題為:從鮑莫爾病看經濟結構的變化的主旨報告。他指出所謂鮑莫爾病是指隨著進步部門勞動生產率的改進,停滯部門相對成本上升,導致停滯部門在整個領域中的比重上升,進步部門下降的現象。

楊曉光研究員認為,進步部門的生產率相對快速增長將導致停滯部門出現相對成本的不斷上升,使得停滯部門的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反而上升,一定意義上只是部分表面因素,實際上經濟結構的變化本質上來自于人類需求的變化。進步部門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使得對應層次的需求快速滿足,人們的需求層次發生了變化。隨著低層需求的滿足,高層需求被喚起,并且成膨脹趨勢,導致對應于高層需求的產業比重逐步攀升,相對成本、相對工資的上升只是是需求變化的結果。當遇到外部(疫情)沖擊,低層需求的滿足受到沖擊的時候,優先滿足低層需求就會上升,產業比重隨之改變。因此,我們需要高度重視外部沖擊對需求的影響以及這種影響所導致的產業結構的重塑。楊曉光研究員進而指出,新冠疫情將從以下幾個方面重塑產業結構,其一,適應安全需求的產業出現逆全球化趨勢(比如疫苗的研發和生產會在各國競相開展)、其二,伴隨疫情的指責、甩鍋增加了敵意,刺激軍事工業的發展,其三,滿足享樂需求的產業因疫情帶來的無常感將在疫情過后反彈增長;其四,數字經濟因為疫情展視出來的便利性和養成的消費習慣,將進一步蓬勃發展。如何適應上述四個方面的變化,對于中國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識別宏觀經濟金融領域“黑天鵝”和“灰犀?!?,積極應對和化解系統性風險

廈門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第八屆國務院學術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朱孟楠教授做了題為:當前宏觀經濟金融發展:風險點及其防范的主旨報告。

他指出,從國際上看,目前最大的風險點有兩個,一個是在過去百年演變過程中,地緣政治變化帶來的影響,這個影響非常大,展望未來,由地緣政治帶來的風險會越來越大。另一個來自于國際上的風險是人類技術的發展以及來自于自然界的各種各樣的沖擊,這個也要引起高度重視。例如新冠疫情無法預測的影響力帶來非常大的沖擊。以上兩個風險點是總的來看,不是一個國家,是全世界的。國內目前的風險點主要包括如下:第一個風險點是GDP增速下降,這個受到新冠疫情、中美貿易戰,以及其他方面的影響。第二個風險點是目前的債務水平,大概占到GDP的300%,這個風險要高度重視。第三個風險點在金融系統。首先是貨幣供應量不斷增長。其次是信貸增長的同時,不良貸款余額也是增長的,而且商業銀行不良率上升到歷史較高水平。第三是中國股票市場沒有做好經濟晴雨表,有很濃厚的投機色彩,同時很脆弱,缺乏財富效應。第四,人民幣匯率波動與外匯儲備風險。人民幣匯率波動水平,現在基本上可以說雙向波動,但是問題是非常容易受到國外形勢變化的影響。中國外匯儲備,關鍵是怎么樣加強科學管理。中國是一個頂層設計非常優秀的國家,未來防范風險點,從國家層面最重要。從國家層面可以做三個事情,一是把經濟做大,二是加大供給側改革,關鍵是把科技這塊短板補上去。三是改革開放打破突破口,加強國際合作。最后,培養高層次人才是非常重要的,要培養基礎厚實、堅韌不拔、家國情懷的高層次人次。未來中國要成為大國、強國,除了政治、軍事、文化向前走之外,還有自信,自信來自于文化底蘊。

警惕地方政府隱性擔保的逆期限效應引發地方債風險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教育部長江青年學者吳文鋒教授做了題為“地方政府債隱性擔保的逆期限效應”的主旨報告。他指出地方政府債務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尤其是在維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和改善民生等方面都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是地方政府債具有高杠桿、低透明、易傳染三大特征。正常而言,期限越長,應該利差越小,而我國的地方政府債卻正好相反,即所謂地方政府債發行利差的逆期限結構現象,吳文鋒教授發現評級因素、區域因素和流動性因素都不能很好地解釋這種現象,他認為投資者對地方政府“剛性兌付”地方債的隱性擔?!靶叛觥辈攀堑胤秸畟钅嫫谙藿Y構現象背后的原因。吳文鋒教授最后以部分國有企業信用債違約案例為例,指出監管當局需要高度關注“地方政府債隱性擔保的逆期限效應”可能引發的潛在風險。

發展科“創金融”支持科技創新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莫萬貴副所長,通過在線視頻的方式作了題為:金融支持科技創新值得研究的問題的主旨報告。他指出金融如何支持科技創新,實際上要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信息不對稱的問題,還有一個是風險承擔的問題。莫萬貴所長認為在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方面政府可以通過建立科創企業的名錄庫、建成科創金融綜合信息服務平臺、完善知識產權評估等方式來發揮重要作用。

在解決風險承擔問題方面,他提出科創活動應該由誰來承擔這個風險更好一些,在不同的階段誰來承擔這個風險更好一點,這個是值得研究的值得研究的問題。他還提出以直接融資為主的國家,它的科技創新能力是不是就一定更強,比如說美國。但是間接融資為主的德國和日本,好象他們的創新能力也不錯,所以這里面有很多經驗我們值得去研究和探索。央行鼓勵進行“科創金融”試點,比如在長三角G60科創走廊進行一些系統的制度集成的創新激勵和引導資金去投入到高風險的高新技術行業。同時積極發展便利科創股權投資的多層次資本市場和區域的股權市場,對風險投資機構給予稅收方面給予優惠,建立私募股權轉讓的平臺,增強流動性,推動S基金發展,拓寬私募股權和創業投資退出渠道等方面來解決科創活動的風險承擔問題。

避免陷入負利率貨幣政策困境,提升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

上海師范大學商學院數量經濟學學科帶頭人崔百勝教授做了題為“零利率下限”約束下中國混合型貨幣政策規則宏觀調控效應與社會福利效應研究“的主旨報告。他指出當前,受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以及美國新一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溢出效應的影響,世界主要經濟體接近零利率甚至是負利率,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的貨幣政策應該如何選擇,以及如果實行負利率的時候對我們國家的宏觀經濟變量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這是一個需要高度關注的問題。

崔教授指出我國目前采取更偏向于價格型的混合貨幣政策規則,在“零利率下限”約束情況下,擴張性的貨幣政策雖然對產出、消費、物價等宏觀經濟變量會產生積極影響,但是卻會帶來較大的福利損失。因此,在當前我國利率已經處于較低水平的情況下,當前我國貨幣政策還有較大操作空間,應該盡量的避免類似于像歐盟和日本等國陷入負利率貨幣政策困境,并采取混合型貨幣政策規則,提升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

21日下午的分論壇報告則從風險投資、創新管理、資本市場、金融風險管理、銀行與科技金融、房地產及其他不同側面分主題進行了熱烈討論。


上海師范大學商學院副院長趙紅軍教授、上海師范大學商學院張震副教授,分別主持了22日上午的大會主旨報告。與會嘉賓上海財經大學商學院副院長劉志陽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韓立巖教授、南開大學商學院黃福廣教授、上海師范大學商學院金永紅教授、上海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李曜教授、合肥工業大學管理學院李姚礦教授、上海師范大學商學院黃虹教授分別圍繞數智創業、地緣政治風險對能源價格影響、風險資本參與治理與業績承諾、風險投資網絡與企業并購績效、私募股權的價值增值機制、天使眾籌聯合投資網絡結構及動態演變、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投資的影響等學術問題發表了精彩演講。

最后,大會舉辦了閉幕式,由上海師范大學全球創新資本研究院副院長、中國風險投資學者論壇理事會理事長金永紅教授主持。

江南大學商學院副院長王雷教授總結發言。王雷教授代表與會嘉賓感謝本屆論壇組委會的精心安排,并回顧了中國風險投資學者論壇發起及前三屆論壇,中國風險投資學者論壇旨在為相關領域學者提供一個高水平的交流平臺。蘇州大學金融工程研究中心李丹丹博士代表“第五屆中國風險投資學者論壇”承辦單位發言。


(供稿、攝影: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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